2011年3月12日 星期六

作家像一棵樹 (原載於文訊雜誌)

 
行前讀作家的私人旅遊經驗是危險的,它有害於新遊客在旅途上獨立欣賞的能力。遊記寫得越好、越深刻、越傳頌千古,對讀者越不利,因為在新遊客的旅途中,作家的魅影老是揮之不去,好像帶著一個自以為是而且喋喋不休的書僮出遊,是很殺風景的。

文 / 鄭春鴻

旅行的經驗會不會帶給作家別開生面的體悟,這恐怕不只是靠一些運氣而已。比如,對於余秋雨先生來說,選擇遊記做為寫作的體裁,我看不過是方便作者鋪陳原本已經成竹在胸的心靈版圖;就像范文忠公不一定要到過岳陽樓才能寫成岳陽樓記一樣。讀者如果天真地想要順著他的筆尖,老實地也去走那麼一趟,這樣的旅程,看來將注定是一次失敗的旅行,其原因有二:一是余先生寫的不是可供模擬的導覽式的遊記,不可能按圖索驥;二是旅行者一心想要複製他人偉大的心靈,因此在旅途中,完全放棄獨立觀照的權利。這樣的旅行,可以說白花了旅費,白走了一遭。




(圖片說明)作家,包括畫家及以創作為職志的人,中年後的離鄉常有一種說不出口的苦。圖為作者攝於Irvine 寓所前,1997。

作家的野心當然比一般讀者要大,他們早就不輕易相信短暫的旅行見聞,可以如何在稿紙上增添顏色,不過他們仍然熱衷地乞靈於環境的改變,可以因此開拓創作的場域,可以刺激創作的動力,於是才有了自我飄泊與放逐的念頭,落實在行動則為留學與移民,希望藉著較長時間的異地客居,放慢旅行的腳步,「慢慢走,欣賞」旅途的風光,期待演繹出新的寫作心情,這原本也算是不錯的想法。
一般的作家出國幾年,大概只能提供給讀者某些「野趣」於一二,作品中偶爾的洋裡洋氣,新鮮之餘,有時候信手舉來的洋例子,倒也發人深省。但是今天海外旅行,已經是庶民的活動,作家想單靠這樣肢體形骸的旅行經驗,希望對苛刻的讀者多所貢獻,恐怕難免令人失望。
旅行之必要,對於寫導遊書的人是絕對的。他們不僅要旅遊,而且要經常地旅遊才能提供正確的資訊給遊客。見多識廣固然可以使文章增色,但是見多不一定識廣;識廣尤其不一定使思想深沉,何況一個見多識廣的人,頂多只可能寫一本好的導遊書;一個思想深沉的人才能寫一本好的文學書。好作家帶給讀者的總是自己的一偏之見,要作家也來寫讀者一體適用的遊記,對於遊客是不公平的,因為行前讀作家的私人旅遊經驗是危險的,它有害於新遊客在旅途上獨立欣賞的能力。遊記寫得越好、越深刻、越傳頌千古,對讀者越不利,因為在新遊客的旅途中,作家的魅影老是揮之不去,好像帶著一個自以為是而且喋喋不休的書僮出遊,是很殺風景的。
因為不同的理由必須久居海外,對於作家在感受生命、蘊釀創作伏流等各方面必有一定的難處。一個原本對於語言和文字就不那麼講究的人,旅行、留學和移民都不構成多大的障礙,不管是上街瞎拼、拿文憑拿身分,目標都是明確的,用不上幾句外語,寫不了幾句洋文;而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做一個遊人或是短期的留學或許可以忍受,若想要在異地「慢慢走,欣賞」,一定有無法與外人道的苦處,其最大的苦處就是不時地、習慣性地想要使用或要求自己以比較精確的新語言來表達意見與情感,然而卻又經常弄巧成拙,搞得十分洩氣。
作家憑著對於語言文字的敏感與自我期許,過了好一陣子,或許開始熟悉當地的外國語文,慢慢地可以看報、看電視、跟鄰居同學談話,初期在文化差異的衝突下、在文化探險的刻意辯詰下,或許會在作家創作的末梢神經上給予一定的刺激,不過,旋而將發現,這樣的文化獵奇,其實,所思所想,往往也都是十分淺薄的。這時候才逐漸地發現,語言文字顯然不只是用來做日常的溝通,它根本就是一種情感結構,除非你進入不同民族的情感結構,否則所謂的域外觀察仍然難脫淺薄。
這種片面觀察寫成的大文章,最容易在美國發生。過去我們說美國是民族的大熔爐,其實美國比較像是一個盛滿各式各樣蔬果的綜合沙拉盤,儘管大家同在一個盤子裡,但苜蓿草、芹菜、小黃瓜片、毛豆都是獨立的,從來沒融合過,偶爾到這裡住上幾年的人,吃到苜蓿就說美國是苜蓿;吃到聖女小蕃茄就說美國是聖女小蕃茄,而且深信不疑。


(圖片說明)童年和家鄉,是藝術家的創作源頭。圖為畫家呂月華的油畫作品「銀色星光」100號,這是畫家的童年時光隧道。鄭春鴻收藏,該畫現在和信醫院圖書室借展。。

想要打入不同民族的情感結構,除了語文的學習之外,唯一的方法是關心。關心,顯然是作家的最基本的生活態度,本來就是作家天賦,初出國門的幾年,作家因為鄉愁,對於故國的關心經常是與日俱增;然而關心一旦失去具體介入、行動實踐以及與讀者的互動的可能性,其所帶來除了挫折就是迷失。
對大多數人而言,人在國外,基於安全感的追求,必須要虛心去了解當地的典章制度,並且對於僑居的土地與國家要有一定的認同。打算以較長時間離開國土的作家最大的悲傷,可能是發現自己好像慢慢地失去對母國的認同;抑或是在內心堅貞地擁抱母國文化,卻又現實必須認同身處社會的價值,因而對母國的歸屬陷於迷失。
對於一般人,或許只要居家仍然華服華語,客廳的刺繡還是牡丹花開、貓蝶共舞,整天看的還是播放國內節目的衛星小耳朵、華文報紙,吃的是港式炒麵、台灣蘿蔔糕,如此就可以在心情上自我調適;但是對作家來說,由於關心與認同對象經常會拿捏不好向度,處於這樣的厄境,內心的焦慮總是難以平撫與掩飾的,他們就像給自己打扮成一名揹有任務的外交官,歷史的包袱隨時都將召喚、叮嚀不可忘記自己的文化與國號,想要適情適性地享受異鄉的情調,恐怕不易。
古今喜歡旅遊、四處遷徙的一流作家似乎不多,或許這正是告訴我們,思想的縱深才是作家所求的,這樣的縱深,即使在旅行不便、作家無緣自我飄泊與放逐的古代,都有可能發生在斗室之中;今日滑鼠在手可以輕易遨遊寰宇,十方記者爭做街閭包打聽,還有叩應節目主持人唯恐天下不亂,再無聊的話尾巴都可以變成動搖國本的新聞議題。這年頭,若要寫好文章,看來需要的不是飄泊與放逐、留學與移民,而是關掉電視、不讀報紙,讓自己處於孤獨。
我的感覺是,作家就像一棵樹,而且是一種很難適應不同水土的樹種,他必須要栽在特定的所在,才能吐納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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