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2日 星期六

高貴的由來

 
我們要做一個高貴的人。我們要在人間領有一張「好駕駛」(good driver)的證書,在天堂的保險費才會便宜一點。

文 / 鄭春鴻


人之初,嚴格說就開始有職責。呱呱墜地之後,小貝比的職責就是活下來。這時候,他看來沒什麼本領,其實他一身的天賦,包括從母體獲得的抗體,看他肚子餓的時候使勁地大哭,就看得出他正在盡自己的天職,勇敢地讓自己活下來。孩子大哭,大人才會來餵養照顧他,他大哭的時候,也許不知道他正在盡職責,不過這確實是他唯一能做的,以不辜負上天的好生之德。
人漸漸長大之後,各種職責就開始出現了。不同的群己的關係,使每一個人的職責不盡相同;有趣的是即使相同的群己關係,不同的人自認應盡的職責也不盡相同。比如,華人父母傳統要為子女的牛馬,一般要留點財產給孩子,至少得儘量栽培孩子上大學。父母將它視為職責;洋人爸媽則一般認為孩子長大,自己要承擔一切。當然,同樣是華人父母,同樣是洋爸洋媽,大家的看法和做法也都不盡相同。



(圖片說明)聖賢愚不肖各司其職,密碼會就在臉上的點與點之間嗎?(鄭春鴻攝於高雄自立路一家命相館)

職責是怎麼來的呢?大多數的職責是一旦我們扮演了某個角色,社會就把一定的職責派到我們的頭上來。這樣的角色,有的是經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比如當一名醫師、一名計程車司機;也有是天生就有的職位,比如當人家的兒子。
職責也有我們自己主動去承擔的。比如,傳教士馬偕大老遠從加拿大到淡水來做了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四川大地震,世界各地的救難人員紛紛到場,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義務到山區去幫忙。這些職責沒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去做,而是你覺得自己心靈上有「負擔」,是心甘情願地去做的。這樣自己找來的職責,最常見的是社會上的志工、義工,他們沒有酬勞地去服務陌生人,他們做的一些事,有很多即使給人酬勞也沒有人願意去做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 ( Immanuel Kant, 1724—1804 ) 對於什麼是「職責」也滿有興趣的。他為此做出「完全職責」 (perfect duty) 和「不完全的職責」 (Imperfect duty) 的區別。
在名著《道德形而上學》中,他指出,「完全職責」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完成的職責;「不完全職責」是一種不一定要履行的職責,我們有很大尺度的自由去決定要不要去履行「不完全職責」。在「完全職責」中,行為有必然的目的,並由一種必然的命令式所要求,比如「不要撒謊」。另一方面,在「不完全職責」中,我們可以運用例外的規則,允許有時選擇執行,有時不執行,比如「救濟窮人」,為什麼《聖經》上說富人上天堂是不容易的,正是因為他們深信「善門難開」。「不完全職責」是允許在必然的良善準則之下,有偶然的良善行為,比如富人對於能抵稅的事才願意捐款,因為捐款可邀令譽,反正不捐也會被政府課稅。不過,他會宣稱怎麼說都不能把「捐款」這碼子事賴在他身上,說是他的職責。
康德說:「不完全職責相應地只是德性的職責。實行它是優點........;但不實行它,並非本身即應該受到譴責,而只是道德價值上有缺陷,除非本體把不履行這樣的職責做為他的原則。」這樣的論述,只會令人越讀越不帶勁。
因為人的罪性,先哲先賢早就放棄對人的德性有較高的評價與期待。
蘇格蘭哲學家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 在他的名著《關於我們的美與德性觀念的起源》說:「給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多幸福的行為是善的,給最大多數人的的最大痛苦的行為是至惡的。」的確,「最大幸福原則」,這是古典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據這條原則,如果一個人行為可以帶給最大多數人幸福,這個行為就是善的。「最大幸福」意謂著「最大的快樂」和「最小的痛苦」。古典功利主義從這個原則中,發展出善、權力、責任等主要的術語。不過,這個原則本身需要說明,因為有一個分配問題:如果一個行為,給予一個小團體巨大的幸福,卻給其他人微小的幸福,它即使達到給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這個行為未必是善,這裏還有怎樣對幸福的量加以測量的問題。
幸福和道德都要稱斤論兩才行得出來,這和事實相符嗎?



(圖片說明)可以勞動就是上帝最大的恩典。(鄭春鴻攝於高雄聖保羅教堂前)


當一個人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人,軟弱的人類馬上變得沒有力量,他們立刻把躺在床上的那個人的幸福問題丟給上帝。病人的幸福萎縮到、貶值到只剩下「被告知」,也就是所謂的「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
「知情同意」被認為是醫療倫理的一個道德要求。指出病人有權以他可以理解的語言,知道治療對他的益處,以及可能危險,和其他治療的方法。任何治療都不應該在病人不知情之下,或者沒有經過他同意的條件之下進行。這一個論証是病人在原則上是自主的,病人有權拒絕,允許自己的身體被接觸。讓病人參與做出影響到他的生命的重大決定過程,是合乎病人利益的。
這時候,人和社會的關係突然被切斷了,人只剩下和上帝的關係。因此,一個人在病床上才信上帝,這比世界任何事件更自然不過了。
在舊世代,一個人在怎樣的職份上,應該盡哪些責任,基本上大家是遵循的。個人主義盛行之後,這些職份的分際就越來越混淆了,從廿年前當我們的父母聽到年輕人喊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時,我們被罵成離經叛道;當我們為人父母之後,發現現在得年輕人不只在宣告身體思想的自主,他們基本沒有什麼責任感,罵他兩句,他會毫無悔意地對你「嗆聲」說:「我擺爛 ,不行啊?」父母的心,又只是一個「碎」字?世界已經無情到在一個想要做個平凡的父母,在他們的臉上塗鴉,搞得面目可憎。
高貴,對了。向這樣醜陋的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不是向它諂媚,接受它的招降;而是告訴這個世界,我們正在重新溫習什麼是「高貴」。
人之所以高貴,正是把「不完全職責」當成「完全職責」來執行。這是偉大心靈的養成之路。



(圖片說明)天上的雲朵看來隨遇而安,它真的都沒有負擔嗎?(鄭春鴻攝於中國內蒙古大草原)


一個偉大心靈的人,是人格偉岸的人,有著完善的德性,他既不算計,也不猜疑,他樂善好施,但羞於接受他人的恩惠。他有一個顯著的地位,卻又能公正對待比他低下的人的意見。他意識到他配得上偉大的尊榮,配得上它們。不過,他以適當的態度對待他的德性所帶來的榮譽,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它或追求它。他不會讓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所決定,被人牽著鼻子走。
我們要做一個高貴的人。我們要在人間領有一張「好駕駛」(good driver)的證書,在天堂的保險費才會便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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