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2日 星期六

文學與政治小論(發表於北美世界日報)

 
文 / 鄭春鴻

 四年前重返俄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最近出了他返國後的第一本新書《崩潰的俄國》,這本書的第一版才印五千本。俄國的評論家感慨地說:「俄國人已經對索忍尼辛失去興趣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沒有人看他的書。」他們說索氏「已經完全過時」,成為「行走的骷髏」,「既不懂俄國,也不懂西方」,「是典型的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有人批評他在歐洲及美國待了廿年,一點英文也沒學,不屑去瞭解西方社會及西方文明真正的價值,是一部始終裝著「共產軟體」的「落伍的電腦」。
 這是怎麼回事呢?
 
 

(圖片說明)索忍尼辛2008年八月三日深夜因心臟衰竭辭世,享年八十九歲。

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向來享有極高的尊榮,一般總認為是當代思想的領航者、是先知。果真如此,時間真的那麼可怕嗎?它可以把一個先知在廿年內折舊成一部「286的電腦」嗎?這是因為先知的「墮落」、不努力嗎?還是大家盲目地去追求速度,幼稚地以為速度就是智慧與進步,速度就是幸福呢?什麼是進步?什麼是落伍?進步的人真進步了嗎?落伍的人真落伍了嗎?
 索忍尼辛所以遭到這些幾近污辱的評價,在於新書中揭示了如下的觀點:
 「俄國就要滅了,一個世紀後的字典裡,俄國這個字將可能被刪掉。」
 「未來的十年,俄國將退到像非洲國家一般的生活水準。」
 「俄羅斯民族為什麼要被少數民族所壓制?」
 「俄國正面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下跪。」
 「不要強迫把西方經濟的那一套強制套裝在俄國...我們有自己的生命、精神和文化。」
此外,索忍尼辛主張大俄羅斯主義,譴責車臣「分裂」;他強烈批評俄國走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認為這徒使俄國貨幣不穩、物價動蕩、貧富差距越大。
 索氏的這些主張在盧布貶得快沒人要;人人只知「向錢看」的現代俄國,當然是十分格格不入的。這些聽來有點像過去《真理報》的話,已經不只是「不上道」,根本就「上不了道」。但是他的這些觀點卻是和托爾斯泰與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脈相承的。於是有人批評索氏雖然一生反抗共產主義,但是他的思想觀念與共產主義價值似乎無太大區別。
 這些批評在我看來都是長久以來盲目信仰西方文化價值所導致的觀點。讓我們再回顧一下,做為一個作家,索忍尼辛在獲得諾貝爾獎前後的一些經歷。
 索忍尼辛一生的作品幾乎都在揭發共產主義下的不公不義。《第一層》抗議文字檢閱制度;《癌症病房》描述地區性的集中營裡超越體制所產生的關係斷絕;《古拉格群島》更是全面性地對專制政權提出抗議。他從1945年至1957年被囚禁在北極的集中營裡,被釋放後又一直被迫害,即使被宣佈得諾貝爾獎文學獎,他一直擔心如果他到斯德哥爾摩領獎,他的政府就不准他再入境,基於不願離開祖國,他一直沒有去領獎。一直到1974年,他的祖國把他給放逐了才去領獎並與世人見面。即使他的祖國這麼虐待他、虐待到世人不准他再遭到虐待,以至於祖國捨棄他,但是他還是那麼地深愛著祖國。他住在美國一直穿俄國衣服、吃俄國食物、說俄語、寫俄文,一直到流亡20年,有機會回國,他在美國啟程時向記者展示他的蘇聯護照,這一切難道都是作秀?是偶然的嗎?要是,這種秀未免也作得太辛苦了吧!
 索忍尼辛的愛國主義是不打折扣的,但是說他是「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則難免為欲加之罪;不過話說回來,即使他是斯拉夫民族沙文主義,愛國主義,甚至愛國沙文主義,又錯得有多離譜呢?舉世有誰又笑過、非議過西方世界的文人或是政治家的愛國沙文主義呢?最講自由民主的美國,每年都要花非常大筆的錢教孩子、叫大家要愛國、而且愛得很沙文呢!更何況索忍尼辛的愛國主義與斯拉夫情結,絕不至於像批評者所說的那麼狹隘。如果他真的「愛國」愛得那麼「執迷不悟」的話,他應該不會在諾貝爾獎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對世人無情地揭發他的國家的大瘡疤。他當時說:「蘇俄人民被禁止大聲地表達自己,不只在著作上,甚至在閱讀書籍也受到迫害。」他一生的文學充滿了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沒有一刻偏離,這是他的基調。從他的一貫人格與理念上,在我看,就算他有斯拉夫沙文主義也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侵略上的、或是國家從屬上的。這種文化上的地域沙文主義對一個作家而言是再尋常不過的了。我甚至可以說,一個沒有這種「文化沙文主義」的人絕對不可能成為一流的作家,頂多只能是個一流的學問家,因為這種人的情感無法完全投入作品,處處講求四平八穩,做做社論之類的應景文章或還可以,作品恐怕很難感動人心。川康端成幾乎用血用淚在保護守衛著古代日本優美的特質,他沒有文化沙文主義嗎?義大利詩人卡薩姆多為故鄉西西里島的希拉卡薩(Siracusa)寫了五部重要的詩集,被稱為義大利精神的詮釋者,他沒有文化沙文主義嗎?
 我看到索忍尼辛的現況,只有一個感覺:世界真的小到無法寬容一顆不為羈糜的靈魂了嗎?即使把索氏的新作當做預言小說或神話故事來看,難到就得不到一點啟發嗎?
 這使我想起將近一百年前,諾貝爾文學獎第一屆就因為托爾斯泰被認為有那些比較不符合西方價值標準的基本觀念,評審寧願把獎頒給較不具份量的法國抒情詩人徐利.普魯東,而非議托翁的成就。當時全球輿論都抗議諾貝爾獎審查委員會,還有四十二位著名的作家聯名抗議,並對托翁發出高度的讚美。面對著這樣的壓力,當時的審查委員之一的威爾斯提出一項批評托翁的決定性答辯,這段百年前的文件,頗值得我們再次回味。他說:
 「...如果把托爾斯泰的其他作品也列入考慮,問題就比較複雜了。他否定所有形式的文明,同時對於與高度文明的各種原則無關的原始生活方式加以讚美。他拒絕任何政府對罪犯有行使最嚴格法律的權利;他還否定政府存在的權利...他批評聖經完全無法另人理解...他也不承認國家及個人都有正當防衛的權利(按:大概是指托翁的絕對反戰與非攻,托翁甚至反對殺生;連對素食者都建議儘量只吃果子,不吃影響生命的部分。)...他對所有文明的狹隘觀念和敵意表現,使委員會完全沒有自動去對他表現敬意的想法。」
 他還說:「何況托爾斯泰最近公開表示,有獎金的表彰,是一種卑劣的行為,因此強迫頒獎給他,實在是不智之舉。」連拒領獎金也可以是不選拔他的理由,已經令人完全不能接受了。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法國作家沙特就對這個獎毫不領情。他說:「文學的交流不應該有組織存在做為媒介,而應該由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直接進行。作家一旦接受某種榮譽,便等於和這個頒獎機構成立一種公開的約束,作家本身便成為這個組織的一部分,這種情形是不對的。」
簡單地說,作家絕不成群結隊的;作家是永遠的個體戶。
 威爾斯的這一答辯發表在第一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報告上,實在是一個壞的開始。他好像是一個文學意識型態的檢察官一樣,自以為是地站在自認為應為人類終極典範的西方文明標準上,對於一顆不受羈糜的靈魂進行數落。
 我的看法幾乎完全與威爾斯相反。我認為威爾斯答辯為什麼委員會不「自動」對托翁表示敬意的這段話,如果把它當成選舉托翁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的理由反而更為恰當。一個對現代文明的普遍認知價值提出針砭,甚至全盤推翻其價值的人;一個反對不義的政府,甚至全盤否認政府存在的人;一個批判宗教的荒謬性,甚至全盤否定宗教的人;一個徹底反戰,甚至認為沒有所謂的「正當防衛」的人,一個把文學當做生命,把生命當做文學的人,如果他為人類開拓思想空間與視野的功勳反而變成諾貝爾文學獎數落的罪狀,那麼這個獎不就變成人類文明的反面教材嗎?
 一百年都過去了,當年的威爾斯並沒有死,那些肯定西方文明與價值的人經過百年的風光,已經專橫到無法容忍別人批評西方價值;甚至不能饒恕別人不去學習西方文明──索忍尼辛在美國住18年不學英語也被非議。這跟當年馬列專斷地說人類的歷史一定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歷程又有何不同呢?
 
 

(圖片說明)真正的文學家從不成群結隊的 他不是記者,他的思維廣度是歷史長河 而不是鄰村小溪 鄭春鴻攝於Irvine 。

一個文學家,或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或是文學本身應不應該跟政治走得那麼近?它應該是淑世的?還是出世的?如果不可避免地要觸碰政治問題?應該怎麼觸碰?
 文學家「跨行」搞政治的,到處都有;而頂尖的文學家關心政治是必然的,因為政治主張而不容於當道的文學家比比皆是。有時文學家不搞政治,政治卻要來「搞」他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便對大多數文學菁英進行整肅;台灣的白色恐怖也讓不為御用的作家吃盡苦頭。1915年得主羅曼羅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強烈反戰,不但激怒德國,也在他的祖國法國引起憤怒,把他的書全部列為禁書。蘇聯時代的俄國人想看索忍尼辛的作品比台灣戒嚴時期想看大陸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還要困難。俄國能理解索忍尼辛的人不多其實是正常的。
 諾貝爾文學獎因「政治色彩太濃」而被諾獎委員會認為其作品「難以給予客觀評價」而拒絕蘇聯作家高爾基(1868-1936)其實是很荒謬的,倘若政治色彩足以成削弱文學的因子,那麼智利詩人涅魯達又如何?涅魯達權力慾望高得嚇人,他甚至到了晚年還想在國家抓政權。他得過「史達林和平獎」,歌頌過史達林;曾寫過七千多頁像共產黨徒唱紅色小調的詩,他不但關心政治,還下海搞政治,難道這不是他文學生命上的「污點」嗎?,但他照樣得諾貝爾獎。當年高爾基的文學地位如日中天,梟雄史達林為了攏絡他,希望他寫幾段好話,極盡巴結之能事,甚至願意提供一列火車做為高爾基的專車,供他旅行寫作,要在哪裡停就在那裡停,說開車就開車。這種「殊榮」,除了讓楊貴妃磨墨侍候的李白之外,可能是古今文人少有的「政治恩寵」。至少高爾基沒有接受,也沒說什麼肉麻的話,保住文人的名節。有人說高爾基寫《母親》喚醒了俄羅斯民族的靈魂,但卻使俄羅斯老百姓迷信革命的力量而進入沙皇世紀,造成負面影響,這種說法簡化了歷史事件發展的成因,《母親》或許是俄羅斯革命潛伏的因子,但是它顯然不是革命成因的全部,狹隘地定義文學作品的表現意念,多少顯示所謂評論家的淺薄。
 身處於險惡的政治環境,政治氛圍及政客對文人的心理壓力必定十分強烈,要約束與生具有強烈良知的作家不談政治,不但讓作家無法釋懷,有逃避責任的罪惡感。我認為政治既然是眾人之事,文學關心的是人的問題,要作家不論政治,邏輯上便有問題。作家關心的是心靈,政治著眼的是眼前,作家談政治必然有別於政論家,既要投入,又要超然,問題就在怎麼去談,文學之大用也端在乎此。我們經常可以感受到有許多文學作品在發表的當時非常轟動而感動人心,甚至釀成革命;但是過不到幾十年,卻讓人讀起來感到無甚高論甚至不堪寓目。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寫封建社會的專制、青年的追求自由戀愛,當年的熱血青年讀了一定情緒沸騰,而現在青少年讀不了兩頁恐怕就要打瞌睡;挪威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代表作《玩偶之家》談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問題,胡適之先生還特別介紹,此劇如今讀起來怕也是大打哈欠。主要是因為作品太扣緊社會性,思想縱深不足,藝術性也不夠,一旦所論主題成了明日黃花,作品的存在意義便大打折扣了,只能提供文學史家引述回顧的檔案之用。以政治環境、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做為寫作素材也有同樣的局限,一旦事過境遷,作品的生命也就沒有了。


 
(圖片說明)文學不為誰服務 它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光譜 人間的玫瑰都選紅選白選黃來開 文學家可以說我就要來一束黑玫瑰 圖為畫家呂月華的油畫黑玫瑰。

 但是,這麼說並不代表社會性、政治性的題材就不可能成為不朽之作。在天才的手上,任何材料都可能成為不朽。我特別想提起198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他自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獨裁者的秋天》就是一部既令人膽顫心驚,又令人噴飯開懷的政治小說。他小說裡對自己因恐懼被殺害而自我放逐的祖國哥倫比亞當時的政治背景做了「魔幻寫實」的「白鏤刻」,深刻而具有藝術性。此外因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而贏1958諾貝爾文學獎的蘇俄作家巴斯特納克也是比較好的例子。這部小說雖寫政治,但超越政治,可以說以全愛、博愛做為基本精神所寫出來的反政治小說。而再過三年,1961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斯拉夫的作家安瑞克也是成功的例子。他少年時代便投身民主運動,還因此入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他是南斯拉夫駐外的外交官。他的波斯尼亞三部曲藉描寫南斯拉夫人的痛苦表現出對人類強烈的愛心與對暴力的永不屈服。至於英國首相邱吉爾可以說是所有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政治官階最高、涉入政治最深的一位。他不但在政治表現上令人懷念,並且精力過人地在五十年間寫出膾炙人口的歷史與傳記作品,可算是異數。
 換句話說,談什麼文學形式、文學主題、文學功能、文學價值都是多餘的。文學家的唯一使命就是忠實地寫下對人生的見證,這見證無關風月而盡是風月,不求感人而自然感人,無意不朽卻自然不朽。
 我突然想起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題記裡說過的一些話。他認為像《邊城》這樣的「老老實實寫下去」的作品,對於在都市中生長教育的讀書人說來,似乎相去甚遠。「他們需要的是另一種作品」。又說:「照目前的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情感的。...我這本書不是為這多數人而寫的。」沈先生說他的《邊城》是寫給「本身已經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些中國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在那個社會裡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上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的。
 的確,文學是給少數幸福的人讀的,不必去取悅大眾。文學家只管吐絲,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作品一出手,就已經渾然天成,文學家管束不了它的。重要的是,會吐絲的不一定是蠶,他可以是臭老九,也可以是工農兵,當然也可以是搞政治的,只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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